最初认识余光中是很小的时候读到《乡愁》--
小时候
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
我在这头
母亲在那头
长大后
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
我在这头
新娘在那头
后来啊
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
我在外头
母亲在里头
而现在
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
我在这头
大陆在那头
现在我站在左岸书店里，手捧着他的散文集，一样的感动，十几年没有改变……
余光中：岛上文章 传回中原
散文之为文类，素有议论文、描写文、叙事文、抒情文之分。议论文当然偏于知性，其他三类则偏于感性。要写后三类散文，作家应该有点诗人与小说家的本领；而要写前一类，他还需要一点学者甚至思想家的修养。也就是说，散文家不但要有心肠，还要有头脑。散文家如果只会写景抒情，不免失之软性，如果只会说理，就似乎太硬了。散文家该能“软硬兼施”，“夹叙夹议”，才能称为全才。请看韩、柳、欧、王、苏，哪一位不是大诗人，哪一位不是学者，甚至史家？再看八大家中其余的三家，因为并非全才，所以也就不像前面的五家那么占尽风流，深入人心。
散文佳作之中，纯知性之作如《讳辩》，纯感性之作如《后赤壁赋》，可谓各有千秋。更常见的是：同一篇文章兼容知性与感性，同一位作家兼擅议论与抒情。且以苏轼为例，《前赤壁赋》似为感性抒情之作，但是到了答客的一段，就地取材，因景立论，而以水月为喻，却借力使力，一转而成知性哲理的高潮。苏轼的文章论人的颇多，其中知性与抒情的比重各有不同：《晁错论》几乎全不抒情，至于《范增论》、《贾谊论》、《留侯论》，抒情的成分就一篇浓于一篇。《方山子传》别开生面，在叙事中见抒情。而从《喜雨亭记》到《石钟山记》的五记，却又在抒情之中带出议论。苏轼不但诗文双绝，单论散文一道，也是通才。“苏海”之称，当之无愧。
散文的语言是另一个问题。五四初期，把新文学的语言叫做白话文或语体文，表示要和文言划清界线。但是当时的散文正在试验，未尽成熟，虽然有了白话的自然亲切，却失去了文言的简洁工整，至其末流，往往沦于冗赘芜杂，成了所谓“大白话”。其实文学革命并未、也不能完全废绝文言。所以简洁工整的文言以成语的身份给保留了下来，与白话不但共存，而且共荣。例如“天长地久”，“朝三暮四”，“弄假成真”这些成语，不但平仄对仗，而且词意相当，莫不隐含汉语的基本美学，所以能够历久不衰。又例如“门当户对”四字，也是对仗得天衣无缝，形式与内容完全吻合。再如“一言难尽”，白话就要说成“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呀！”有多冗长呢。现代人每天张口，不自觉就会用上几十句甚至上百句成语；所以要是禁用文言，恐怕我们都难开口了：真是“有口难开”，很抱歉，又是成语。
要做散文家，完全不用成语是不可能的；但在紧要关头，只会用四平八稳的成语来敷衍过去，也不成其为创作。因此我运用散文的语言，有一个原则，便是“白以为常，文以应变”。文体如果更求多元，还可再加两句：“俚以见真，西以求新。”
一生读英文，教英文，翻译的英美作品，包括诗、小说、戏剧，也有十本，英文的想法、句法、节奏等等当然深入了我的意识与美感，影响我的中文风格。其实我在诗中与散文中对节奏的安排，也深受各种音乐，包括古典音乐、民谣，甚至摇滚乐的启发。
新文学早期的散文，于传统则受晚明小品的影响，于西方则有意学蒙田、培根甚至兰姆的随笔。有不少人认为小品的风格应像一杯清茶，一枚橄榄。我认为散文不必限于小品的格局，不妨也展开驰骋的空间，长到二千字以上。我的某些散文甚至长逾万言，《山东甘旅》一文就超过了两万字。散文不必拘于小摆设，也可以蔚为大观，成为重工业。当然，散文而要成为“大品”，不能只看篇幅：长未必就是大，大得要有格局、气象、深度。
我写散文，比诗晚了十年，好像是用左手写的。2003年我在南京出版的《左手的掌纹》一书，展示的掌纹与指印，正是我一生的峰回路转，心事纵横。
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名闻世界，毕竟常靠翻译。李白译成了英文，毕竟不是谪仙的风貌了。一位作家的知音，当然是自己的民族。我的书在南京出版，在广州得奖，在北京与五位中国作家一同领受，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。冥冥之中，我似乎看见仓颉在点头，女娲在回眸，严肃的韩文公在向我开颜微笑。苏轼说：在岛上写的文章，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。
p.s.
推荐：《左手的掌纹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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